第一百九十六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放水也是一門學問。
何夕顯然在這一門學問上，并不是太精明的。
或者說，大明商人都是猴精猴精的。市場上有一點風吹草動，立即有了反應。
他們或許缺少一定的金融學知識，并不代表這些人傻。特別是這些人很多都是何夕扶植起來的，與何夕派系，乃至于整個朝廷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這種情況，何夕很多動作也是很難瞞得過他們的。
即便很多人在政治立場上與何夕是一致的，并不是有意與何夕做對的。但是反應在行動上，本能的保護自己的財產。于是，何夕某得發現，他暗中發鈔，會造成貧富差距拉大不說，甚至會損傷朝廷的信用，讓某些的財力越發強大。
之所以這樣，也是何夕自己說的問題。
何夕在商稅上下了不少功夫。
關稅，公司經營稅，合并的各種消費稅。這才有而今一千多萬元的財政收入。何夕不敢說，他征稅是完全合理的，畢竟經濟上拿捏的恰當好處，也是需要智慧的。
但是，何夕卻知道，想要通過加稅來補齊軍費缺口，是不可能的。必須用額外的手段。
問題是，從這些工廠主，或者商人手中拿出足夠的錢財。并不是如同對自耕農一樣簡單。
這些人本身背后都有一幫人，畢竟大商賈手中的人力物力要比自耕農多太多了。同樣，商人靈活性也超過了地主。地主們面對朝廷強制征稅，還能將負擔轉嫁給佃戶。
而這些人豈能不知道轉嫁？
雖然北京朝廷有雄兵百萬，但是在這一件事情上，武力只能作為背景，不能輕易動。動了也是得不償失。
那該怎么辦？
此刻的何夕不得不承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面對自耕農主體，一個封建王朝是非常合適的，甚至是恰如其分。同樣的，但凡一個理智的皇帝，就知道王朝的根基，就在于自耕農，在于底層百姓，所以維系底層百姓的生活。打壓中間環境，就是必然。
能做到這一點的，就是明君了。
資本主義制度，大商人，大工廠主，在封建政權看來，無非是無數中間環節的一個。而且是最不穩定的。自然處于打壓狀態之下。
而皇帝，或者說皇室，是不可能獨自管理如此大的帝國，他必須有幫手，這個幫手，也是經過各種遴選的，軍功貴族，外戚，世家豪強，士大夫，最后選出現在的文官官僚。
這也是而今大明政治結構，對皇權最沒有威脅，讓皇權統治最理想的狀態。只是奈何，世界上的一切要素都在變動之中，沒有什么是永恒的。這些士大夫們，官僚們反而成為皇帝最大的對手。
只是這些官僚本身就服從朝廷統治思想，自然也壓制各種方面其他勢力的崛起。
這或許是中國古代沒有發生工業革命另外一個原因。
而現在情況變了。
當王朝賦稅根基，建立在工廠，工商業上。原本封建王朝收稅那一套是不行了。必須要改變。
如果沒有這一場戰爭，或許還能逐漸的改變。但是何夕卻知道，平定天下戰爭經費是一個天文數字，何夕預期最少要一億元。看上去多，其實不多，無非是北京方面五年賦稅，如果占據天下之后，不過兩三年就有了。
在何夕看來，這僅僅是底線。
如果為戰爭籌集經費，自然不能這么少，三億元大概是一個合適的數字。
這樣的數字，下面拿出來拿不出來？在何夕看來，是能拿出來的。本來何夕是想要用印鈔票的辦法來搞這一筆錢，他基本測算過，而今生產力與生產規模，還有南京管轄鈔票流通范圍，是能夠承受得起，這樣的超發。
畢竟之前，并不是沒有。只是數字太大了。會引起恐慌的。
畢竟市場是有情緒的，如果單純的計算能夠代替市場情緒，那么經濟學僅僅保留數學部分就行了。
那怎么搞這多錢？即便是發債，也必須要人買才行。
最好的辦法，是讓下面人自愿的將稅交上來。
說起來可笑，這卻是何夕面對的事實。
無他，這年頭很多經濟方面的犯罪都不是犯罪，剛剛開始的時候，何夕還想用查賬的方式確保賦稅征收。但是時間一長，經濟繁華增加，即便順天府有過萬吏員，要這些吏員一一查證，這些人不用做別的事情，單單他們手中的賬目，足夠他們查到天荒地老了。
而且將稅收標準定得死板，那下面的企業大部分都要死，成為少部分在稅收上有特權的企業的狂歡，將稅收標準定的很細，朝廷是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的。
畢竟在農業社會，分散的農業生產區與各地自耕農，是無法聯合起來反對抗一個強大的朝廷的。朝廷可以用強制的辦法來征調各地的物資與生產剩余。不需要對百姓有什么交代。
而百姓唯一能夠反抗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起義。
所以王朝周期律就是這么來的，上層無限制的壓榨，下層沒有其他對話的可能，只能用如此決絕的手段，拉上層一起下地獄，然后在廢墟上開辟一個新的王朝，再來一輪。
但是事情到了工業社會，就不一樣了。
農業社會的先進生產力在農田，在自耕農。而工業社會先進生產力，在工廠。不可能將工廠繼續分割到每一個工人。單個工人生產力無法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廠這種新生產模式才是先進生產力。
朝廷想從先進生產力之中獲得財富或者賦稅，他要面對的不是一個個分散的弱小的自耕農，而是一個個資本家，工廠主。他們的都是有力量的。
這種模式更近乎于東晉南北朝，世家大族的莊園經濟。
當然了，這里說的是朝廷與他們關系，而莊園經濟是與工廠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但是司馬家的朝廷面對各地世家硬氣不起來，同樣的問題也在北京朝廷這里了。
強制的辦法不行，那只能用更具有藝術性手段了，讓這些人自愿交出錢來。
但這里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法統問題。
為什么說意識形態最為重要？
人是社會動物，就必須有規則，沒有規則，就是誰強誰有理的叢林法則。而一套規則，想要讓別人聽從，就一定要有“道理。”而這個道理，就是意識形態。
何夕之前一直回避意識形態，也就回避儒學之中關于天子的論述，就是不想刺激儒學的守舊派。同時也不想刺激朱雄英。
因為朱雄英的皇帝權力，就來源于儒學對天子的詮釋。
敬天法祖，這四個字，到盡了皇帝權力來源。
天者，天命也。說明皇帝上承天命，是天之子，類似于日本人說世間神。法祖，這也說，天下者，列祖列宗之天下也。皇帝的權力還來源于自己的血統。
這天下是祖宗的天下。
這說了皇帝權力的兩個來源，同時也給出儒家用來限制皇帝權力的來源，對天意的解讀是儒家的權力，對祖制的解讀也是儒家的權力。這就形成了權力制衡。
這其中，從來沒有商賈的地位。
而今皇帝要讓商賈工廠主資本家付出額外的錢？總要有一個說法吧。
就好像現在，南北之爭，是正統之爭。但是商人不在乎正統。在很多百姓看來，無非是兩兄弟爭家產，你們爭家產，讓我們傾家蕩產？這是什么道理？
網頁版章節內容慢，請下載好閱小說app閱讀最新內容
請退出轉碼頁面，請下載好閱小說app 閱讀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