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司空府暫時沒有再度發動大規模會戰的意圖，但不意味著各條戰線會保持緘默。
赤扈南侵十數年間，河東、河洛、河北等地的義軍，雖說構成復雜，雖說屢遭清剿打擊，雖說不斷有義軍隊伍被殲滅，或承受不住壓力與誘惑投降赤扈人，但此起彼伏的抵抗運動從來都沒有斷絕過。
早年徐懷就以行營的名義，堅持派人深入敵戰區，聯絡抵抗義軍,力所能及的提供支持。
卻是紹隆帝登基之后，雖說同意將南陽、襄陽、荊北四縣等地并入楚山，成立京襄制置安撫司，但為了限制京襄，樞密院開始直接接管聯絡敵占區諸路抵抗義軍之事。
然而汪伯潛主持下的樞密院職方館，能對敵戰區義軍提供的支援極為有限，卻又迫不及待的期待義軍發揮牽制赤扈人的作用，冊封了一大批空頭將軍，然后就無視諸路義軍實力弱小、補給困難的現實，下令諸路義軍人馬發動大的起義,去攻打敵占區的各個關隘城寨，令各地的抵抗義軍受到極大的破壞。
逃京事變之后，司空府統攬軍政，才將相關工作重新納入軍情參謀司轄下抓起來，但已遭受的破壞無法彌補，很多工作都需要從頭開始。
好在接連的大捷，也再次鼓舞了敵占區抵抗義軍及群眾的士氣。
現在整個河淮戰區劃分為河洛、京西、京南及徐州四大行營轄管，聯絡及支持諸路抵抗義軍的工作
，也都具體分別劃歸到各個行營的軍情參謀院執行。
河洛主要聯絡崤山以東以及中條山里堅持抵抗的義軍，京西行營則遣人深入王屋山、太岳山、呂梁山聯絡抵抗義軍；而徐州行營則主要聯絡泰沂山區的義軍。
泰沂山脈包括泰山、沂山、蒙山、徂徠山等山，連綿不絕的盤亙于齊魯大地的中部地區。
雖說平燕宗王府目前還控制著泰沂山脈以南的濟州、沂州等地,但隨著幾次大的會戰失利，對泰沂山脈縱深的控制日益被削弱。
也因為幾次大的會戰失利，平燕宗王府進一步加強對齊魯大地的盤剝壓迫，不堪其苦的民眾反抗活動也再次活躍起來。
張雄山以參謀軍事赴徐州，組建軍情參謀院，隨行人員主要負責各級軍情指揮學堂的籌建工作。
不過，對泰沂義軍的聯絡，并沒有要繞開龍武軍另起爐灶的意思，司空府也明確要求從韓時良舊部挑選一批斥候、哨官充實軍情參謀院的隊伍，在韓時良、張雄山的雙重領導下從事相關工作；愿意接受收編的義軍，也都歸徐州行營轄管。
徐海地區與泰沂山區雖然還隔著赤扈人占領的濟州、沂州，但平燕宗王府擔心側翼的安危，根本就不敢將主力兵力部署在南線。
整體來說，平燕宗王府在濟州、沂州以守御重點城池為主，部署四萬多兵馬，相比較徐州行營所轄的九萬戰守兵已居極大的劣勢之中。
這時候敵軍不要說完全封鎖泰沂山脈以南地區了，甚至都無法阻止徐州行營的小股精銳人馬滲透進來。
因此行營聯絡仍堅持在泰沂山區抵抗的諸路義軍，并非什么難事，難的是后續工作的開展。
龍武軍舊部斥候及各級哨官，以往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對敵軍動向的偵察及刺探上，聯絡義軍也主要是封官賞爵、誘之以利，但對敵后潛伏及群眾動員工作以及對義軍日常活動的具體支持、增援，卻都是一摸黑。
選入軍情參謀院的武吏，可以說是徐州中級軍事指揮學堂的第一批學員，經過為期一個月的緊急培訓之后，也是陳滿、唐淵、虞謨等人親自帶隊，深入泰沂山區，進駐幾支前期就恢復聯絡的義軍營地，參與義軍的日常生產及作戰，深入了解義軍當前所面臨的處境，因時制宜、深切實際的提供建議與幫助。
陳滿原為朱仙鎮軍寨守將，汝潁會戰期間投附楚山，之后就一直在軍情司任事；唐淵等人則洞荊聯軍接受招安之后就秘密接受軍情司的策反，一直潛伏在孫彥舟、胡蕩舟等人身邊，接受軍情司的指導、領導也有好些年頭了，都可以說是軍情司的老人。
在潁州大捷后，除了楊霽、韓云昆等將率領起義人馬組建驍勝軍第三鎮外，唐淵、虞謨等原歸德軍潛伏人員則大多編入加強軍情參謀司的工作。
進入紹隆十年，在條件初步成熟之后
，徐州行營便進一步安排這些武吏率領小股精銳，深入泰沂山區，與當地的義軍及群眾配合，以濟、沂以北的敵占區展開游擊襲擾作戰，進一步削弱赤扈人對齊魯中部地區的控制力，這也是未來收復整個齊魯大地的關鍵鋪墊。
相比較而言，河洛行營及京西行營，對崤華、中條山及王屋山、太岳山等敵占區的滲透、聯絡工作，要更為順利、徹底。
在進入紹隆十年之前，赤扈人及降歸漢軍，看似還牢牢控制潼關、平陸、垣曲（軹關陘）、泌陽（太行陘）、共城（白陘）等關鍵關塞城池。
不過，河洛行營、京西行營重點聯絡崤華、中條、王屋、太行山南麓諸山的義軍隊伍，派遣大量的人員去加強、發展義軍隊伍，加強對敵占區腹地的襲擾，也克服一切困難，肩挑背扛，將一批批兵甲戰械以及緊缺物資送入山中，更派出大量的匠工，加強義軍在深山之中的營地建設以及自身的生產能力。
進入紹隆十年之后，一支支經過加強之后的義軍隊伍及山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將潼關以及敵軍在黃河北岸所占據的幾座門戶城池孤立起來。
與此同時，河洛及潁水、蔡河及渦水、泗水沿岸的屯墾工作一直都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一方面是恢復這些地區的農耕生產，恢復潁水、蔡河、渦水、泗水的通航及城塞建設，一方面將高達兩百六十萬的民眾
，主要以屯輜兵的形式重新進行組織。
一直以來，司空府（行營、制置使司）能在汝蔡及南陽、荊北等地較為徹底的推行新政，主要是汝蔡等地士紳宗族主導的傳統社會結構被戰爭摧毀。
包括荊北地區也是被洞荊聯軍犁庭掃穴般梳理過一遍，桐柏山里更是最早就被匪亂清理過一遍。
南陽、襄陽雖說沒有直接經歷戰亂，但十數年來除了始終擺脫不了唇亡齒寒的危機外，徐懷執掌數萬精銳駐扎一側，也是當地無法形成抵抗新政的反抗勢力的關鍵原因。
士紳鄉族大規模從南陽、襄陽等地逃亡，一度在建鄴等地形成一股反對新政的勢力，但在逃京事變后，也被徐懷無情的清洗了一波。除了晉莊臣父子等一批人被處以極刑外，還有數千與晉家有牽連的南陽士紳及家小被流充到吐蕃高地。
后續司空府在壽濠光州等地完全以鄉司執掌地方、推行新政，主要也是這些地區被戰亂摧殘得更為徹底。
然而在江東、浙東、荊北、江西等地，徐懷卻不得不采取更為溫和，甚至可以說是妥協的手段，僅僅對士紳鄉族私占的田地進行清理，推動有限程度的限佃限息運動，以此緩解底層的矛盾、增加地方稅源，儲憊一部分官田，卻并沒有直接去觸碰最底層的治理結構。
這里面除了廣泛設立鄉司（巡檢司）缺乏足夠多的合格鄉吏去填充外，更主要還是在
這些地方沒有經受戰爭的摧殘，傳統的社會治理結構相對穩固。
這個穩固，不僅僅是士紳宗族勢力在基層社會異常頑固強大、根基深厚，不僅僅傳統的宗族家長制觀念千百年來早就根植于人心，更為重要的是底層民眾，特別是相對富庶的江淮、荊湖佃農階層，只要愿意付出辛勤、夜以繼日的勞作，還是勉強掙扎著存活得下去，又習慣于對宗族的依附，沒有去推翻或直接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意愿。
這個意愿不要說很強了，甚至連萌芽都有些難。
地痞無賴對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意愿倒是很強，但司空府也不可能真的利用一大批地痞無賴去治理廣闊而復雜的鄉村社會。
目前司空府加強對諸路輪戍州府武吏的培養，前期的目標也是為了真正掌握諸路兵馬都部署司及諸州府兵馬都監司，短時間內沒有想著去動這些地方的基層治理結構。
然而在新收復地區重建社會治理結構，司空府卻完全沒有這層顧忌。
二百六十萬民眾，在河洛鄭汴陳潁等地收復之前，絕大部分人都是作為驅口承受堪稱慘烈的盤剝與奴役，他們飽受戰爭帶來的苦楚，此時參與屯墾、融入新體系的積極性非常高，也從心底認可司空府對地方的統轄與治理。
漢軍戰俘及家小，必須接受改造，沒有被血腥清洗就已經謝天謝地。
原先這些地方的士紳鄉族，要么早已逃亡，而
那些為了保存家業選擇投降赤扈人的士紳鄉族，陸續成為赤扈或降附漢軍治理地方的代理人，就注定是司空府清洗、鎮壓的對象。
當然也有一部分士紳鄉族參加了抵抗義軍，又或者在南下逃亡的士紳鄉族，有一批人加入楚山（京襄），但這些人要么自身比較開明，胸懷家國，要么這些年已經徹底接受了改造，接受了新政思維。
因此徐懷可以在河洛、鄭汴、陳潁等地，從基層社會治理層次，徹徹底底的當成推行新政的實驗田去操作。
紹隆七年斬獲潁州大捷，就率先在潁水北岸推動屯寨建設，紹隆八年冬收復河洛、鄭汴徐宋等地，新的屯寨建 屯寨建設就進一步推廣到整個洛陽府、陜州以及渦水、泗水、蔡河沿岸。
當然了，岳海樓、曹師雄等叛將盤踞河洛、京西，推行軍戶制，在過去十年時間里客觀上也極大推動了這些地區農耕生產的恢復。
司空府當然是毫不客氣的進行這些成果都接受過來，后續工作的重點，其實是各種生產關系的調整、安排以及新的建設項目的上馬。
迄止到紹隆十年，司空府直轄的官田新增超過兩千萬畝，新增官田里，新開墾的部分占比極少，更多是對降附漢軍軍戶占用耕地的直接征沒，最主要的工作是田地丈量、定等，將耕種承包權分配到戶，以及各種田稅、佃租的核定。
鄭汴許陳等地當作驅口被奴役的民戶
，雖說基本還繼續耕作原有的田地，但此前除了各項苦役勞作外，辛苦耕作一年所得，差不多要有七八成的收成會被種種名目盤剝掉，現在即便還要承擔田稅、佃租，但留在手里的收成比例，卻直接翻了一倍。
這是最顯而易見的好處。
當然了，司空府每年從新收復區域所能征收的田稅、佃租，也高達上千萬貫之多——沒有數以萬計、十數萬計的士紳鄉族居中盤剝，這么多人丁，哪怕從事簡單的耕種，所能承擔的稅賦就是有這么多，而更為富庶、織造等工商業都有一定程度發展的江淮、荊湖，百萬人口所能產生的平均稅賦，遠遠不及于此，其實還是中間食利階層侵吞太多。
不過，這兩三年里，河淮除開新增的佃租、田稅外，司空府還連續三年，總計額外投入了兩千余萬貫的錢糧，主要用在新收復區域屯輜兵家小的生活條件改善上，并組織民伕、輜兵新建上百萬間屋舍，新修堰堤、河渠不計其數。
這使得這些年苦苦承受盤剝奴役的河淮民眾，受益更為顯著。
過去三年多時間里，司空府還利用嵩山、萬安山及熊耳山等低山地區的水力資源，建造上百座大小陂塘，圍繞中地形穩固的大型坡塘建造總計容納八百余臺新式水輪機的工場群。
在嵩山兩翼、伏牛山西麓等地新開辟大型煤鐵礦場八座。
除了傳統的州縣驛路外，襄城經許昌
貫接鄭州治管城、滎陽（虎牢關）的沙石大道，也于紹隆十年年底建成。
當然了，為了節省建造成本與時間，橫跨潁水、浪蕩水等大中型河流的橋梁，還是采用固定式浮橋貫接，沒有直接采用耗資巨大、建造周期漫長的鐵橋。
不過，前期作為軍事要道，與宛丘北通汴河的蔡河相配合，大規模往北線運輸糧秣戰械等作戰物資，也是足夠用了。
徐懷如今想親臨一線督戰，都會面臨眾多諫阻。
而在設立軍情參謀司之后，徐懷除了想叫軍情參謀司的運轉一步步完善成熟起來，同時也要叫王憲、唐盤、楊祁業等人有更為廣闊的成長空間，能成為真正獨擋一面的統帥級人物，他現在也是極力克制自己不去插手具體的軍事部署。
新政及軍隊建設，也由史軫、徐武磧、劉師望等人執掌的長史院、司馬院有條不紊的施行。
徐懷這兩年主要與布剌蠻、許文鏡、喻承珍、沈煉等人研究、推動中西算學及格物學上的融合，還拉著王萱、柳瓊兒二女，一起參與各種關鍵器械及部件材料的完善與改進……
煤鐵監、工造司、軍械監這些年采用“沈煉倒焰法”等一系列的新技術、新工藝，不斷推陳出新，如今在各種冶煉技術、鑄鍛器件的制造、各類水力器械制造、應用，以及各種兵甲弓弩戰械的軍備制造上，在重載馬車、舟船的制造上，都已經領先于這
個時代。
工造體系也初成規模，開始碾壓性的占領江淮、荊湖等地造船、鐵器、陶瓷、棉布、毛紡織品、造紙等各類市場，也開始經建鄴、揚州出海，大規模往海外蕃邦輸出——工造體系初成規模，不僅創造規模極為可觀的歲入，還極大提升了京襄等地的農耕水平。
然而，這一切在徐懷的眼底，又是那樣的簡陋。
沒有成體系的理論研究，一切都主要建立在經驗總結之上。
徐懷很有克制的將主要軍政事務放手出去，他這兩年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泌陽學舍的建設上，重點也是拉著布剌蠻等學者推動中西數理之學的融合，他自己一邊學習各種數理之學，還親自教王萱、柳瓊兒二女，還負責次子徐真的西學啟蒙；同時還召集當世在歷時推算方面有所專長的學者，嘗試著將中原歷學推算、天文觀測與西學數理進行融合。
喻承珍曾實際主持水運渾天儀的修造，除了極擅器械制造外，于天文歷時之學，也是當代宗師級的大家。
徐懷很早就跟喻承珍討論過世人對天地的認識，很顯然喻承珍自己還陷在渾之中不能走出來。
雖然世人對天地模型的認識，主流經歷了從蓋到渾的發展，但早在秦晉時天文學家也曾提出一種以為“天遼闊無質，日月眾星皆浮生于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也”的宣夜說。
宣夜說要比蓋、渾更接
近徐懷記憶碎片里曾浮現的認知，甚至只需要將依托“元氣運行”的概念，替換成日月眾星之間存在無形引力的牽扯，就更接近真相。
然而當世除了對日月眾星的天文觀測，已經達到一個相當精準的水平，水運渾天儀的修造便是具體的體現，同時在渾的基礎之上，也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數理演算。
即便實際的天文觀測與數理演算還是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以往拙于數理推算的徐懷，并沒有辦法強行拿改版的宣夜說，對喻承珍等人進行洗腦。
拿蘋果砸他們的腦袋都沒有用。
布剌蠻將西學里的球面三角等數理演算引進中原，實際為改版的宣夜說提供了相應的數理推算基礎。
雖然徐懷他自己也不確定這點，但他可以要求喻承珍等人牽頭，對宣夜說所推定的天地模型嘗試著進行數理演算。
反正這些都列入泌陽學舍的研究項目之中。
而喻承珍等人只要不是強迫他們接受陌生的認識，對此類的數理演算再結合實際的天文觀測進行驗證，還是極感興趣的。
除了以天文歷學實際推動中西數理融合外，徐懷這兩年還著重推進鋼鐵冶煉鑄鍛的精細化發展。
鐵脊弩的問世，令煤鐵監與軍械監洋溢在過于樂觀的氛圍之中，但在徐懷眼里，鐵脊弩只能算很初級、很簡陋的金屬彈性材料。
徐懷將這類精鐵命名為簧鐵，取“簧”字里的振顫之義。
在簧
鐵實際冶煉中，選礦與淬火、退火等熱處理及相應的鍛造處理工藝復原程度還較低，生產自然就難說穩定，更不要說理想的良品率了。
現在軍械監一年能制造六七百架車弩，只要還是靠量取勝。
除此之外，目前所制備的鐵脊弩還是太笨重了，距離徐懷最初那種“多層薄片簧鐵相疊以為弩臂”的設想，相差甚遠。
當然，徐懷期待能煉制真正意義上的簧鐵，想著制造作為蓄力機件的發條，然后利用鐘擺原理與早已經問世的棘輪、棘爪結構，嘗試制造記憶碎片里曾出現的擺鐘了——徐懷以為那一定是劃時代的產物，也能將帝國的器械制造推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之上。
只可惜現在還不具備制造如此精準器件的條件，兩年時間軍械監與煤鐵監合作，卻是將徐懷所需要的滾動軸承給批量制造出來了。
滾動軸承的結構并不復雜，好處也并不難理解，關鍵還是在于能否批量生產強度合適的軸承套與滾珠或者滾柱。
目前除了各類戰車、重載馬車外，水力器械大規模發展，轉動部件銜接處的磨擦與損耗，已經成為限制京襄工造進一步發展、閉上眼睛都無法忽略的一個瓶頸問題。
徐懷推動中西數理交融，突然將一部分興趣轉到天文歷學上，司空府很多人都不以為意，但軸承的試制，卻吸引內部極大的關注，各個部門也是不厭其煩的出人出力，兩
年間進行了無數次的試驗，甚至很早就拿出大量的試制品進行檢驗。
在世人都期待能早日還都汴梁，期待司空府能進一步對河東、關陜發動收復作戰，直至徹底收復淪陷敵手多年的故土之時，徐懷卻將主要精力投在世人所不屑的奇技淫巧之術上，襄陽那邊當然有很多人不解。
紹隆十一年元月，魚梁洲鐵橋的三十二組橋墩正式建成，兩側的大堤挖開，十數艘大船駐泊在橋墩之間，上千匠工站在甲板上、橋墩上，將一只只巨大的、動輒數千斤、上萬斤重的鋼鐵構件吊上橋墩進行鉚接組裝——那一顆顆巨大的鉚釘也是在橋墩之間拿火爐加熱半融化，鑲嵌入不同的構件孔洞之中鍛打固定。
徐懷這時才再次來到襄陽東郊的漢水之畔，饒有興致的看著魚梁洲鐵橋如火如涂的修建現場。
雖說京襄的工造體系還太簡陋、粗糙，但是能親眼目睹魚梁洲鐵橋建設，還是他一手推動，胸臆間自有一股豪情蕩漾：
他所創造的，終究是世人所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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